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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各环节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时间:2010-01-11  作者:彭小明 张雁 桂兴卫 刘念  新闻来源:香洲检察网  【字号: | |

        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和执法活动。法律把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是由检察机关本身所具有的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特性决定的,它符合权力制衡的一般原理,在遏制权力腐败方面收效明显,是目前各国的通行做法。[1]长期以来,检察机关通过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自侦案件),在确保国家公权力的正确实施,严厉打击和控制职务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人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拥有侦查权存在质疑和误解,主要是担忧监督者如何自我监督的问题,即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事实上,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从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到进行搜查、扣押等调查手段,乃至撤案、不起诉的全过程,全部由检察机关独立自行决定,确实是一条“长长的神秘之路”。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因为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而遵循所有公权力的共有特性,容易并且确实已经产生违法问题。我们不能讳疾忌医,回避问题。关键是要研究和改进我们的执法观念、执法方式以及对自侦案件侦查权各个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可能出现违法现象的重要环节

        (一)受案环节。检察机关查办自侦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是来自群众举报(实名或者匿名)、案发单位举报、嫌疑人自首以及侦查部门办案中发现。就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和分流情况来看,出现了互相矛盾的两面。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在实施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活动时,一定会借助于手中的国家权力,并有合法的身份和形式作掩护,作案手段诡秘,又不涉及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隐蔽性较强,不容易被揭发,故此检察机关必须重视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找米下锅”;另一方面,大量的举报线索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查和反馈,职务犯罪的“犯罪黑数”很高。[2]这种“高黑数现象”正是引发个别检察机关受利益驱动办案、压案不办、选择性办案等违法现象的主要诱因。并且,由于对举报线索的受理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因此真正了解举报线索情况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对于线索的实际利用情况分析和使用效益评估难以开展。

        (二)初查环节。初查是检察机关对决定受理的线索进行的立案前审查。它可能导致线索查结或者将线索引入立案侦查环节。由于刑诉法对初查程序未予明确规定,目前检察实践中在初查环节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程序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拖延时间较长;采取调查措施不规范;容易出现泄密现象;以及对未立案线索缺乏实质性审查和及时的反馈(向举报中心);成案率较低等[3]。

        (三)立案环节。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范围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且立案标准也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这说明我国法律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予以严格限制的。这一环节可能出现的违法现象是任意扩大自侦案件的立案范围,也即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或者未经审批办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其他犯罪。这样做的原因往往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一旦办案部门办案动机不纯,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种现象从表面上很难发现,但只要将案件立案、结案、审查起诉、起诉的罪名性质认真对比,就会发现侦查部门对侦查对象主体性质的审查有无尽责。至于以事立案的方式,除非事先对发案单位的国有性质有明确的认知,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扩大立案范围的情况,因此具体规定应非常详细,实际操作时更要慎重采用。

        (四)讯问犯罪嫌疑人。我国的刑事案件办理历来十分重视嫌疑人口供,为获取有利侦查的口供而采取强制措施的现象十分普遍,讯问中经常存在诱供、骗供、嫌疑人权利告知不利等现象。至于个别案件出现的刑讯逼供,更是被当做侵犯人权的典型案例受到严厉处罚和大肆声讨。这种“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具体原因有:1、我国刑诉法未确立嫌疑人的沉默权,相反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如实回答。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获取其供述,既是侦查人员的权力也是其义务;2、实体法对一些犯罪行为的规定中客观要件过于严格,使犯罪人的供述成为定案的非常重要的依据,例如受贿罪;3、我国侦查办案的整体模式是以犯罪嫌疑人为中心,没有将侦查重点放在嫌疑人之外的其他证据形式收集;4、侦查机关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视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应有重视;5、个案侦查中,侦查人员嫉恶如仇的思想和侦破案件的强烈成就感,使得个别侦查人员敢于执法犯法;6、由于缺乏言词证据以外的其它相关证据,审讯结果尤其是初审结果对案件成败往往至关重要。

        (五)强制措施。我国的侦查机关拥有的强制侦查权范围广泛,而且无须法院的事先审查或事后认定。这导致侦查机关容易滥用强制权为侦查目的服务。而即使当事人在审判时提出异议,也因时过境迁、无法对质而不了了之。具体的不当实施强制措施行为如滥用拘留、逮捕措施;传唤、拘传超时;取保候审措施不当等。事实上,对于职务犯罪侦查而言,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原因在于嫌疑人的身份以及讯问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监督措施;最应当引以为戒的是办案部门对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性强制措施(拘留、逮捕)的依赖心理。正是这种心理导致初查草率、仓促上案、以拘代侦、对嫌疑人权利保障不足以及在之后改变强制措施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

        (六)其他违法行为。侦查权的滥用还包括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搜查、不当查封、扣押以及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取证、非法使用技术手段和秘密手段等。此外,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任意限制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现象。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违法行为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为影响检察机关执法公正的顽疾和司法腐败的温床。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自侦案件的侦查行为缺乏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其自身更需要具有良好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控制管理机制,并且应当主动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自觉防止法律监督者本身执法行为的不规范和权力的滥用。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中关于侦查监督和制约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全面树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进一步理顺侦查行为内部运行机制,探讨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和程序严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健全和完善对于侦查权力的制约手段,建立规范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同时强化外部监督措施,确保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规范性、公正性、透明性和准确性,形成良好的法律监督机制和氛围。

        二、转变侦查执法理念,理顺侦查行为运行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一)转变侦查执法理念,全面树立侦查程序的现代法治原则

        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指从维持法治秩序的角度考察,侦查程序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通常应当在刑事程序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具体的侦查活动中如果违反某个原则或者原则的某些要求,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可以通过法院寻求救济。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并未确定关于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无论在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法系国家都有较完善的规定。关于侦查程序基本法治原则的缺席,导致侦查办案人员在实践操作中出现法治观念淡薄、执法理念混乱、过分关注个案的调查效果而忽视对调查对象人权的保护。

        1、应当首先强调树立任意侦查原则。任意侦查指不用强制手段,不对有关人员的权益造成强制性损害,而由有关人员自愿配合的侦查。任意侦查原则要求采取侦查措施应当尽可能尊重有关人员的意愿,寻求其自愿的协助与配合,不到不得已时不使用强制性手段,使用时要尽可能减少对有关人权益的损害。为了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各国宪法和法律普遍要求侦查行为应当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强制手段,强制侦查权在例外情况下根据法定的程序进行。

        任意侦查原则在程序上最重要的表现是彻底否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严禁刑讯逼供。要严格贯彻这一原则,应该使侦查活动由纠问制下的“口供中心主义”转向侧重收集其他形式的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任意侦查原则并不限制侦查人员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讯问方法,说服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对侦查部门而言,为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应从指导思想上淡化嫌疑人供述的证明作用,而将讯问目的确定为告知权利、听取嫌疑人辩解、给与嫌疑人积极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机会以及了解犯罪事实、掌握犯罪线索、确定下一步侦查方向。

        2、应当强调侦查手段比例原则。即不论是强制侦查,还是任意侦查,都比须与案件的情况相适应,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英美法上“可能的原因”、“合理的怀疑”、“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等证据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侦查必要性或适当性的不同要求。大陆法系关于强制措施的实质要件的规定,基本精神就在于把强制侦查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如德国法院在根据这一原则审查警察的侦查行为过程中,提出“最缓和的手段”理论,即如果采取较轻的手段就足够的,不允许采取较重的手段。违反这一原则获得的证据,法院将依法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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